【给定资料】
1.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洽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统筹协调好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的关系,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
有关专家指出,现代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它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
2.流动人口是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通常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人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到2.61亿,较之2000年增加约1.17亿,增长超过81%。
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如果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将达3.5亿人左右, 但每年新增流动人口由近600万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300万左右,未来二三十年,流动人口总量还将保持在2亿人以上。
根据我国人口计生委的有关报告统计,我国流动人口中16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91.2%。其中,16岁—45岁人口占81.4%,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42.8%。而16岁以下非劳动人口仅占8.8%。从地域划分上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为我国人口流入大省,聚集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五成多。
据调查,与过去个体的“候鸟式”流动不同,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已在流入地居住3年以上,66%的流动人口携配偶、子女、父母一同流动。在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六成以上希望未来三年继续留在流入地,接近九成愿意融入现居住地生活,近七成还希望落户于大城市。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制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建筑等行业,他们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但收入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和五险参保率均较低。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他们抗击意外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普遍期待改善教育、居住、社保、医疗等相关待遇。
近日,国家人口计生委某负责人在“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暨全国一盘棋机制建设会议”上透露,我国沿海地区及“北上广”等大城市人口聚集的趋势没有变化。但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弱,人口集聚趋势有所弱化。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比2009年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内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
3.流动人口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为所流入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沉重的人口包袱已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瓶颈。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北京市未来水资源(包括南水北调)供给量约为35. 6亿至37. 1亿立方米。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自2005年以来,上海市平均每平方公里面积多挤进了1000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引发了上海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管道老化,社会经济高密度、紧运行,使得约20%的上海市民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据报道,深圳警方近10年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被侵害对象中,非深圳户籍者分别占到98%和95%以上。近几年深圳还形成了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643个,涵盖近200万人。“同乡村”不时发生群体性、暴力性事件,成为当地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此外,为了应对人口增加带来的各种压力,全国各大中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随处可见。拆房占地、铺路搭桥、管网改造等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和生活质量。
4.为妥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北京市顺义区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人称“顺义模式”。概括来讲,“顺义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产引人、以证控人、以房管人”。在产业发展上,顺义大力发展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减少低端产业和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高各类市场准入门槛,清理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奖励企业吸纳本区劳动力;在证件管理上,对农民工按照工期办暂住证,对从事废品回收等职业的外来人员加以限制。例如,投人5000万元统一设置8个再生资源临时收购点,不但将废旧物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而且使从事废旧物回收的流动人口数由原来的3000多人缩减到832人;在房屋建设上,提高开发档次标准,对区外人员购房实行调控措施。顺义还将流动人口规模调控纳入各级政府经济发展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顺义模式”前后运行7年,截至2010年3月,与其他几个区位、面积、经济总量、本地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远郊区县相比,顺义区流动人口仅为其他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有学者表示,顺义区的人口调控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上来了,人口增长又不是特别快。不像其他一些区县,经济没发展上来,问题倒出了不少,光靠卖房子提高GDP。”
流动人员王忠光在顺义区站前北街开了一家玻璃店,经营数年,养活一家五口。“这里也快拆了,呆不久了。”王忠光感叹自己“点背”,他和妻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顺义模式”,但他的小门店却是“顺义模式”意图清理的对象。面对现实,一些同行已经离开顺义去昌平和大兴谋生了。“我们都走了,这里不就是空壳了吗?”王忠光试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说,站前北街几十家门脸房,只有一家超市、一家卖菜的是本地人。卖衣服的、当保姆的、换门窗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全走了,这些活儿谁来干呢?
“顺义模式”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位顺义区的网友诙谐地说:“以后吃油条是不是要到天津去了?”还有人不无担心地说:“今后还能吃到路边的烤羊肉串吗?”
有学者认为,所谓“顺义模式”本身就有违法治和公平原则。顺义制定的政策具有歧视性,《行政许可法》没有给予顺义区政府搞封闭政策的权力。对此,顺义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王主任解释说,对待流动人口,顺义采取的政策不是驱赶是规范,不是消除是升级。
5.广东省中山市是外来人口较多的一个城市,被定位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市。资料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山市流动人员约12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5.7%,流动人员成为中山市的一支重要的建设队伍,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大多数流动人员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市民待遇和公共服务,如何使流动人员市民化?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几年前,中山市探索出了一种叫积分制的管理办法,人称“中山模式”。其基本做法是建立一套流动人口积分管理体系,按照工作年限、文化程度等情况,对流动人口进行积分登记,流动人员按累计积分额度享受相应人户和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具体计分标准由三部分组成,即基础分、附加分和扣减分,其中基础分指标包括个人素质、工作经验和居住情况三项内容,附加分指标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急需人才、专利创新、奖励荣誉、慈善公益、投资纳税等十项内容,扣减分指标包括违法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两项内容。从2007年开始,按照先局部后整体、先试点后推开的方针,先后在三个镇区开展了流动人员子女凭积分入读公办学校试点,反响积极。
该市有关领导表示:“我们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流动人口的户口问题;另一个就是解决流动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小孩入公办学校读书的问题。”截至2009年底,已有6.6万流动人员子女人读公办学校,占流动人口子女总数的40%,流动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人学率达100%。市政府今后还将继续增加安排入户和入学指标。该市领导强调:“这种管理办法结合了产业升级与人才引进,较好地解决了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与社会庞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此外,高素质、高得分的计分方法,突出学历、职称、技能的重要性,有利于促进中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急需人才引进,提高中山市的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发展目标。”
市政府充分挖掘社会公共资源,积极为流动人口创造积分机会。比如组织流动人员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凡参与此项活动的流动人员均可享受加分待遇。通过鼓励流动人员参与城市管理,增强他们由被管理者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荣誉感、归属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有关人士认为,这一办法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利于把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但要让流动人口“落地生根”,城市就必须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责任。也有专家指出,有限的教育资源与流动人口庞大的数量、较快的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将成为这一办法执行中的最大阻碍。
近两年,“中山模式”在广东全省得到推广。但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流动人员积分入户的指标远少于佛山、东莞、中山等市。张宇是在广州生活了12年的四川人,为了多增加积分,他瞒着家人先后两次去献血;为了准备各种证明材料,他辞掉工作,往返川粤两地,穿梭于社保局、计生办、居委会、公安局等部门之间,在各项材料备齐后,张宇共拿到积分98分。好不容易提交了各项材料,张宇本以为可以坐等入户调令了,结果这一批积分入户名额仅有1000人,只有积分在130分以上者才有机会。他感慨“积分入户对那些有单位的、学历高的人才有帮助”。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吸纳外国移民方面,也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类似“高素质高得分”的移民准入制度,从而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和劳动力,增强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6.刘娘府村坐落于西山脚下,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最著名的外来人员聚集区。最多的时候,这里曾容纳了1. 3万多名外来人员,数量是当地人口的5倍。外地人宋朝莲的“家”就在刘娘府村边的一个大院里,她在村里负责一个“爱心超市”,是一个在当地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的支持下启动的叫作“同心希望家园”的公益服务项目,主要为外来人员提供廉价二手服装,并免费照看外来人员子女。宋朝莲6年前跟着丈夫、带着孩子从河南省信阳市的农村来到北京。宋朝莲眼下最关心的是刘娘府村被拆迁后一家人往哪里搬?她告诉记者:“这里房租便宜,一月两三百元,现在要拆了,说是要盖楼。现在房租涨得厉害,楼房七八平方米的小间最少也得700元,平房几乎找不到。”与眼下上涨的房租相比,宋朝莲更担心的是看病。前段时间她觉得头晕目眩,但一直没去医院,“我们可不敢去医院,看不起。”她很羡慕本地人看病能报销,她说:“去医院,他们带个蓝本,我们带着钱。”
宋朝莲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在老家上学,小儿子在刘娘府村附近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宋朝莲说,孩子上学就像打游击,这家学校关了,就换到另外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北京孩子3年级学的东西,我们这些孩子5年级了还没有掌握。宋朝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公立学校,但看来“很难”。2010年5月,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也享受同等入读公办学校的待遇,并为其建立学籍。但宋朝莲的孩子没有享受到这个晚到的待遇,因为“公办学校的名额很少”。
宋朝莲告诉记者,她并不愿意被拆迁,也不想搬走,她在这里有了“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得益于民间公益机构“同心希望家园”所提供的公益服务。2006年“同心希望家园”成立,在这里扎根的外来人员终于有了为自己服务的“同心社区”。然而,记者在民政部和北京市民政局相关网站上都没有查到这个组织。该公益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是在工商局注册的,我们是草根组织。”
7.一个单间,十平方米左右,有双人床、写字台、衣柜等简单的家具,写字台上还摆放着一台电脑。房间外面是一个小阳台,阳台一侧是一个小型洗脸间。这是福建省晋江市德尔惠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夫妻房。提供免费宿舍是德尔惠为员工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也是该公司实施流动人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成立了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中心,为公司外来员工提供登记办证、就业培训、维权保障、医疗卫生、法律援助等综合服务。晋江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蔡主任说:“晋江市80%的流动人口分散在各大中型企业里,如果我们把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工作搞好了,福利上去了,就能吸引外来人员就业,提高企业解决自身用工荒问题的软实力。”
8.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原居住地、对农村的认同;他们不愿回去,他们迫切想融入城市,想成为城市的新移民,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藩篱。他们就这样怀揣着追求与梦想,“漂”在城乡边缘,成为了一道风景,却不那么亮丽。
2010年和2011年“两会”期间,有记者就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对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了采访。
A委员:人是自由的有尊严的存在,在权利和自由的被承认中体现价值,我们应该重申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的被排斥就是所有人的被排斥,一个人的不平等就是所有人的不平等,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缺失就是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缺失。因此,关键是城市政府能不能及时为流动人员本该拥有的权利做些什么。把城市新移民的根留住,才能维系城市永久的繁荣和稳定。
B委员: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远没有结束,大量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和城镇化扩张的重点。应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同时加快县城建设,发展县域经济。中小城市和县级市将成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实现梦想的新家园。
C代表:农民进城后要有个安定、卫生的居住环境。目前,城市流动人员住房条件较差。据对上海和北京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两市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流动人员比例不足1%,多数流动人员的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的1/3。大量外来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数是中低收人者,政府应考虑为农民工提供较低价格的住房。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
D代表:出身农民工,因而被媒体习惯性地称为“农民工代表”。他的建议不离本色:政府应施行新的城市准人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引进多层次人才,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城乡的公平,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取消农民和市民这种身份的区分。
E代表:要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开展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在职教育培训中,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和城市发展需要。
F代表:提高综合素质是缩短流动人口融人城市进程的重要因素,需要从文化教育、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加强引导和教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高素质劳动大军作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帮助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全面提素”,既是个体的需要,更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G代表:虽然我国金融业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远程金融服务方面还是空白,部分想创业的流动人员在得到金融机构贷款支持方面困难重重,金融企业应为流动人员创业提供更便捷、更完善的金融支持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