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生《申论》考试模拟题及参考答案三

　　【给定资料】

　　(一)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 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 复旦大学一学者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城乡接合部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80%左右。

　　(二)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的农地早在1997年被征用开发为某小区，村里的建设用地在规划中作为小区的配套绿地。当地村民已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因为绿化地无经济效益，开发商迟迟不拆迁，结果，这些村民尽管户口状态发生了变化，但生活模式还基本保持原样，只不过由原来的“种地”，变成“种房子”，村民们利用自家的宅基地建盖了出租房屋，把租金作为生活来源，成为典型的“城中村”。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及一些省会城市有不少“城中村”。有数据显示，“城中村”，在深圳市有241个，在北京市五环内有231个;在广州市，有因社

　　会治安问题而全国闻名的石牌村、三元里村等众多的“城中村”;在上海的“老”城区，仅徐汇区就有“城中村”40多个。在西安市，有“城中村”417个;在太原市，有“城中村”75个;在昆明市，有“城中村”288个。近年来，在一些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城中村”，如浙江绍兴，有“城中村”45个。

　　(三)成都市人民塘社区属于城乡接合部，社区常住人口有3800多人，暂住的流动人口就有4000多人。一段时间以来，社区内抢夺、盗窃等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大多是骑摩托车抢劫，一个人骑，另一个人来抢夺。一天，两名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公然抢夺一名骑车女子的金项链，得手后，二人迅速驾车逃逸。目睹歹徒的嚣张行为，气愤之下，张德军与另外三人驾驶汽车，追赶两名歹徒，令歹徒惊慌逃窜，群众拍手称快。社区书记告诉记者，自从出了张德军等人见义勇为抓歹徒这件事情以后，社区内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摩托车抢夺案件大幅度减少。成都市成华区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委员会特授予张德军等人“成华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的光荣称号，并发给每人奖金500元。

　　(四)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一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土地权属关系混杂，有的村直接保留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有的村虽然实行了土地国有化，但仍然给村民划定了“集体发展用地”和“宅基地”，结果宅基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村集体和村民在利益驱动下，利用宅基地和集体土地脱离城市规划的引导与控制，修建了大量房屋用于出租，结果形成了大量布局混乱、密不透风的“握手楼”、“接吻楼”。商店、餐饮店、旅店、美容美发店、歌舞厅、公共浴室混乱拥挤，街道、公共厕所等清扫不及时，垃圾遍地，几乎难以下足，和周围的高楼大厦城市社区形成强烈的对比。

　　(五)“城中村”一般地处城乡接合部，地理位置优越，房租便宜，于是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在有限的土地上拥堵着几倍甚至十倍于村民的流动人口，使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交通拥挤、自来水供应紧张，学校、医院、住房及文化娱乐设施等满足不了需求，形成了“城不城，村不村”的局面。某“城中村”一负责人说：“虽然我们村早已划入城市社区，但仍然由村委会来管理，现在又涌入大量流动人口，我们根本管不过来，只好只管自己的村民，其他的都不管。”

　　(六)据某报报道:昆明市警方对发生在本市的51164起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进行调查后发现，约70%的受害人为流动人口，受害地点集中在“城中村”及周边地区。2010年，昆明市“城中村”共发生火灾177起、致死5人、直接财产损失79万元，分别占全市总数的24%、41%和11%。昆明市“城中村”内出租房管理混乱，无证经营、违规作坊密集，居住人员安全意识淡薄，88. 7%的火灾因用电、用火不慎引发，并且发生火灾后消防车无法进人。另外，因规划、违章建筑挤占公共空间等诸多原因，“城中村”内道路普遍狭窄、拥堵严重，交通标志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明显，影响了市民出行。此外，昆明市2010年以来共查处涉黄案件2326起、涉赌案件3629起、涉毒案件5977起。数据显示，超过30%的“黄赌毒”案件发生在“城中村”，约80%的涉案人员为流动人口。

　　(七)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大学生聚居村中，69. 6%的人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月租金三四百元。这些聚居村主要在海淀区的东北旺、西北旺、二里庄、肖家河，昌平区沙河镇等乡镇，全部处于城乡接合部。在北京市唐家岭村，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接纳了近5万人的流动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规模。一栋楼里有很多的单间，像鸟笼子似的。七八层的砖房瓦房通常是农民在原来三四层楼的基础上加盖的，大部分接房的地基不到半米，要是有地震，危险性极大。一般一栋楼只有一个楼梯口，如果起火的话，那真是“一户有火，千户联营”。此外，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案件频发，甚至有村民向大学毕业生强行收取10元/月的保护费。

　　(八)有学者认为，“城中村”为城市提供了足够的廉租房。目前居住在“城中村”的工厂工人、保安、送水工、清洁工等中低收入阶层只有能力选择居住“城中村”，而城市离不开“城中村人”的劳动。一些地方政府耗巨资去拆建“城中村”，不如加强管理，把改造“城中村”的钱投到其他地方更有效益。

　　2009年9月11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以“再见!广州城中村”为题，写道：这是一个迥异于都市的社会生态。在高楼包围下，在透不过光线的握手楼之间，原住民与外来租住者们，各取所需。那里有龙船南音，也有脏乱、逼仄、阴暗、不体面，但是，正是这样的“城中村”，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广州这座城市的门槛，使得300万外来流动人员，以此踏板，零限度地接触到城市的中心，廉价地做着“广州梦”，也让广州获得了“开放、包容”的美誉。

　　(九)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改造“城中村”作为重要任务来抓。2010年北京启动50个“城中村”改造;石家庄已启动“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72个;2008年2月，昆明市涉及百万人口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启动，按“成熟一个、启动一个、改造一个、成功一个”的动态管理机制，计划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城中村”改造工作;西安市截至2010年11月，全市“城中村”改造已累计完成120个整村拆除工作，共完成38个“城中村”回迁安置，计划2011年底前，基本完成二环线内72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2011年，武汉市将完成二环线内56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

　　(十)记者采访中发现，在北京市一些准备拆迁的“城中村”里，一些农民工租户对拆迁忧心忡忡，他们表示根据自己的收人只能租住月租三四百元的“城中村”的房子，拆迁后他们只能往四环、五环外再找“村”栖居，生活工作会有很多不方便。某“城中村”女房东每月房租收人2000多元，她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居住环境，希望政府尽早治理，但又担心治理后失去房租生活没有来源。

　　(十一)2009年11月27日、12月27日、12月31日，北京城乡接合部社区大兴区北五镇中的黄村镇和旧宫镇，连续发生三起灭门案，共导致13人死亡。更令人惊恐的是，死者都是凶手的妻儿父母以及朋友。这三起灭门案既不是仇杀，也不是情杀，还不是图财，“全都是激情杀人，怎么去防范?不计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为了几张纸巾都能去抢劫，动不动就走向极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时候才后悔，这是城乡接合部刑事犯罪的一个极鲜明的特点。”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负责人说。不久，大兴警方宣布对辖区16个流动人口严重超过户籍人口的自然村实行“封闭式管理”：除新设了铁门，村周围还筑起了砖墙，增添了摄像头，村民和租住者出入都需要凭证件，每天早6点开门，晚23点关门。

　　这种“封村”的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被舆论指责为对流动人口的“变相歧视”，有侵害人权之嫌。有网友认为:深圳、广州、上海、温州、东莞等地城乡接合部像北京大兴这样的“城中村”有很多，可怎么没听说人家要“封村”?把修围墙的钱拿来修点廉租房、球场、公园、公共浴池、娱乐场所等等，让村民和租房者生活得好些，岂不更好?有人惊呼，这是当地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的“变相歧视”，纯属排外之举;有人怒斥，这种“被封闭”的管理思路只堵不疏，是“历史性”的退步;更有人认为这是现实版的电影《第九区》(一部被认为影射南非当年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戏言“要不要再修个带电网的高墙”?

　　当地公安机关解释说：“封村管理”并不是封闭村庄，只是推进村庄社区化的管理模式。实行“封闭化管理”，搞好这些村庄的治安，就是在保护村民和流动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从维稳现状出发，“封闭式管理”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封村”侵害人权之说，当地公安机关更不认可。认为“封闭化管理”措施经过了当地村民的同意，达成了共识，虽然这一措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仍不失为对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探索。一对租住在村里的来自浙江的小夫妻说：“我们来北京是做小本生意的，我们当然希望村里的治安能够好一些，我们有安全感，做生意才更放心。”大多数外来户都和他们的想法一样，并没有觉得“封村”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他们反而认为，实行“封村”之后，在这里生活应该会更加安全。

　　(十二)江苏省苏州市吴红庄社区常住人口3350人，暂住人口4. 5万人，是个典型的“城中村”。前些年因“乱”出名，人人避之;近年来因“治”宜居，想租房，一屋难求。他们的做法是：一是由政府牵头，组建起了一支以公安为主力军，由工商、城管、文化、卫生、劳动、综治等部门组成的政府职能部门联合管理队伍。联合执法队采取书面告知、宣传发动、重点整治等手段，相继开展了“黑摩的”、“黑中介”、路面摊点等专项整治行动、共取缔各类无证营业场所百余家。二是对出租屋实行分级管理。社区民警和辅助人员对私房出租户、暂住人口、沿街店铺信息进行逐一采集。他们把社区908户住宅分成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列为重点关注户、黄色列为一般关注户、蓝色列为放心户，并绘制成平面图，挂在警务室的墙上，使社区民警便于分层次管控。三是成立了红庄社企义工巡防队，把辖区内360余家企业约500名厂企内部保安组织起来，和民警共同维护社区治安。四是从解决民生问题人手，增加外来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红庄，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在红庄开了一家发廊的安徽籍小伙刘先生说，这里的本地人，很少把他当“外地人”看，同时自己的孩子就在对面的东湖小学上学，用不着交借读费。

　　(十三)“城中村”的住户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受培训机会少、整体素质不高，就业和生活质量低下，由于住房、医疗、子女就学、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有些农民工靠打零工维生，有些是无业者。有钱赚的时候还好，没钱赚的时候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社会学者认为，这部分人群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许多看上去是家庭矛盾、个人问题引发的事件，其实都是社会问题。

　　(十四)一些城市在对“城中村”的改造中存在突出的治安问题。一是部分村民对改造拆迁政策不满，引发群体性上访、堵路事件。如2006年某市双山村违章房屋拆除过程中，近200名村民聚集堵塞308国道长达1个小时，严重影响公共交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二是拆迁方进行野蛮拆迁，严重危害村民人身安全和生活秩序。如2007年3月12日夜间，某市盐滩村村民张某家中院墙被挖掘机强行挖倒。3月19日夜间，阎家山村拆迁区域的7户村民门窗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三是拆迁区域秩序混乱，各类治安、刑事案件高发。“城中村”流动人口多，人员成分复杂，治安秩序历来相对混乱，而在漫长的拆迁进程中更是乱上加乱“两抢一盗”案件时有发生，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浑水摸鱼，小偷小摸，有的偷割电线、有的偷卸门窗，严重扰乱居民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