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是“精英职业”，还是“平民职业”？-考试网

社工是“精英职业”，还是“平民职业”？

社工是“精英职业”，还是“平民职业”？

　　2017年7月，广东惠州龙门县永汉镇双百社工站成立，针对当地小学4点半放学后学生的学习辅导与素质教育问题，驻村社工提出开展“四点半课堂”。(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职业的社会分层作用下，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工与医生、律师、会计师、公务员等等在职业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高端的“精英”职业去做对照，并向其制度靠拢。但是，这些模仿并不足以让社会工作进入“精英”职业的层次。最直接的原因是社工整体收入较低，社会认知度也不高。这令社工行业(包括学术界)陷入某种集体焦虑与尴尬中。

　　自2007年起，广东省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一些城市率先推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十年来，广、深两地的社会工作职业进程可以说是领跑全国。广东省“政府主导，民间运作，民众参与”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理念基本上引领了中国社工发展的态势。行业急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热门的议题。职业回报与职业付出差异较大，成为社工的现实处境。有人说，入行前社工就很清楚这是一份“想发财就不要做”的职业，做社工要“讲心不要讲金”。这些不同的意见，实际上在讨论的是社工的职业定位，究竟是一个“精英”的还是“平民”的职业?

　　职业分层与社工尴尬

　　政府、媒体等等各界在推广社工职业化发展时，经常把社工比喻为“社会医生”，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甚至是“终结者”。即使是“资深”的社工，听到也难免心虚。心虚的原因，一方面社工并没有如同西医的分门别类、广受认可的精细医疗技术，二也并没有那么高的社会认同和职业收入。

　　现代职业分类体系通常把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社会认同等等视为职业社会分层的评价要素。

　　在职业的社会分层作用下，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工与医生、律师、会计师、公务员等等在职业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高端的“精英”职业去做对照，并向其制度靠拢，比如说注册(执业)制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职业技术等级区分制度等等。但是，这些模仿并不足以让社会工作进入“精英”职业的层次。最直接的原因是社工整体收入较低，社会认知度也不高。这令社工行业(包括学术界)陷入某种集体焦虑与尴尬中。

　　首先，多数社工专业毕业生并不把从事社会工作作为择业首选，尤其是那些拿着985、211金字招牌的毕业生，更有机会在就业市场上“另谋高就”。

　　其次，部分从业者仅是把社会工作当做一种“过渡”，等待着机会向心中更高的职业层级“进军”，例如考公务员、考研或者去待遇比较好的企业。

　　再次，留守的大部分社工则要面临低收入、低社会认同、低工作成就感与高能力要求、高工作强度和高情感消耗的矛盾困境。

　　最后，高校的社工院系很难在第一志愿中招录满社工生源(甚至靠专业调剂也很难达到)，加上学科地位弱势(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科研贡献不足(跟强势的学科相比)等等原因，导致了其遭遇“暂停招生”，其中不乏社工的名校。

　　在一些社工转型谋出路的同时，一线社工更值得关注。“一线社工”指的是直接面对民众开展服务的专业从业者。有研究显示，绝大部分的一线社工的从业年资约1-3年。一方面是因为行业“急速”发展为从业者提供了一些“晋升”的岗位，“一线社工”有大量“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事一线工作处于行业收入和地位的低端，如果不通过“晋升”增加收入，在一线城市很难立足，尤其是对男性社工压力更大。

　　从现行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去看，主流操作是仿效香港的“一笔过拨款”(LSG)，注重“效率”、注重“投入/产出”，以及“成效”。虽然多地都有社工服务指导价，但据笔者了解，许多机构的“一线社工”工资都在指导价以下，并且社工行业发展十年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举例来说，笔者在2007年从事一线服务的工资为当时的该市初级社工师的指导价3660元/月(税前)，到2017年仍然有不少“一线社工”是3000-4000元/月(税前)起薪，尽管该市对“项目购买”的一线社工指导价为4700元/月(税前)。就算是采用93000元/年的“岗位购买”，一线社工被扣除一定比例的社保公积金、机构管理费用、活动经费后，社工到手的工资也仅约4700元/月。

　　一线社工工资待遇低，跟“服务购买”的方式有很大关系。虽然多地政府发布了社工服务指导价，但定价操作并不涉及对一线社工待遇的差别限定。也就是说，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额度并没有针对社工的从业年资、专业、学历或者职业证书等级做出差别化要求。与服务购买设置不同的是，不少机构在薪酬结构中设置学历、专业、年资和证书等级的差别待遇。这种看起来是“激励”一线社工发展的用人机制，实际却压低了“一线社工”的收入。非本科、非社工专业、未考取证书的社工要比科班出身的专业毕业生少500-1000元/月。这也就是“一线社工”待遇低于“指导价”的“秘密”。这种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服务购买额度无差别设置，也使得非科班非专业出身的“一线社工”很受机构欢迎。

　　“精英职业”想象与“救命稻草”

　　上述的社工机构用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一线社工”继续考取高阶学历(学位)及各种职业证书。此外，他们也热衷于“在职继续教育”。多地的社协都强制性规定在当地注册的社工必须接受50-80小时/学分不等的继续教育时间。如果无法修满学分/学时，第二年不予注册。广、深的执业律师、医生及注册会计师等较受认可的“精英”职业，也设置了类似的强制继续教育时间/学分。有趣的是，作为内地社工学习对象的香港，其注册社工并无强制继续教育的规定。原因之一是，一些城市的社工起步以香港社工作为老师，但对于所谓“技术”和“专业”的要求程度可能还要超过香港。内地一线社工基本处于overlearning(过度学习)的状态，看到什么学什么，对带有“治疗”字眼的课程，如叙事治疗、园艺治疗、家庭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等，往往趋之若鹜。

　　社工对于“技术”和专业的追求，还隐匿着不易察觉的“精英职业”情结。然而，这种“情结”多少带着虚幻和想象的味道。在世界范围来说，社工的收入在现代职业体系里基本处于收入中等偏下位置。根据2017年密歇根州立大学雇佣组织研究组织(CERI)的研究，美国的社工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37115美元/年，处于十大低收入专业排行倒数第2位。在香港社会，社工是一个颇受尊重的职业，社工的地位确实较高，但也并非想象中的“高收入”职位。

　　根据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2014年的统计，香港学位以上的社工收入的中位数16830港元/月，略高于2017年时的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15500港元/月。而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的2016年“指导薪金”，在非政府机构工作的助理社工(SWA)级别(一般为注册社工，相当于内地“一线社工”职级)起薪为20060港元/月，而文凭教师的起薪为26700港元/月、注册护士的起薪为28040港元/月、临床心理学家的起薪为49445元/月、医生的起薪为62225港元/月。根据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公布的数据，与公务员相比，助理社工(一线社工)的起薪较接近公务员中的下层职级，与警察20525港元/月的起薪最为接近;而社工最高职级总社会工作主任(总干事)的“顶薪”121985港元/月与中高等级公务员持平。

　　可见，从起薪看，注册社工离“精英职业”如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教师等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注册护士起薪都高出一线社工不少。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现在香港社工的职业收入相当于香港中低级公务员的收入，在社会的收入分层中处于中高级别(高于约62%的香港居民)。

　　不过也有香港的一线社工告诉笔者，社会福利署的指导价，只有在政府部门任职以及在如东华三院、明爱等大机构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在大部分的中小机构中，在“一笔过拨款”的作用下，机构经费紧张，指导价基本要打八折甚至更低。这种情况比较能解释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统计的学位以上社工薪酬的中位数远低于福利署的“指导价”。

　　因此，内地的“精英想象”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果用社工跟公务员的收入类比的话，内地某些一线社工大约相当地公务员起薪的1/2。社工毕业工作三五年后，跟同时进入职场的医生、律师、会计的收入难以同日而语。在收入上，社工很难与“精英”形象扯上边。社工就得以“专业”和“技术”作为保卫自身职业尊严的“堡垒”了。也因此，有人说在“颜值即正义”的时代，说一个社工“不够专业”可能比说他丑还要命。为什么“专业/技术”会成为社工的救命稻草?一方面是社工的“精英职业”想象，另一方面是政策的“精英职业”导向。一般来说，“精英职业”的核心被认为是“专业/技术”。

　　首先，要完成关于“精英职业”想象的核心因素有两个：一是高工作收入，二是高社会认同(忽略部分对如律师、医生等等职业的社会偏见)。现阶段一些内地城市的社工明显缺乏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的存在基础是“专业/技术”。其次，从中央到各地方所出台的政策来看，对社工的职业归类都是在“专业技术人才”这一类别。因此，社工必须通过继续教育、学历教育、证书考取，“自证专业”才能获得“精英职业”的要求和合法性。

　　“专业/技术化”与 “精英化”的根源与影响

　　笔者可以给出几种假设：1.越专业，获得认可度越高;2.越专业，越有晋升的可能;3.越专业，收入越高;4.越专业，越能服务民众。如果把序号打乱重新排序，不知道“服务民众”能排在第几位?笔者有这样的疑问，当前我国业界所关注的议题多是学科建设、行业管理、社工人才建设等等，再宏大一些的议题就是紧贴“社会治理”、“精准扶贫”等等时政热点议题。但是，如何“与民众一起”、如何“服务民众”的议题，本身恰恰很少被“有效”地讨论。

　　有社工学者选取广州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简称“家综”)的“资深社工”(家综主任、服务总监、总干事等等社工机构中高级职工)和高校的社工“专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对于“社工专业能力”的认知具有“犬儒化”“技术化”等倾向，即“服从于现实情境”“忽略权力关系”与“注重工作技巧”。也有研究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一线社工”的工作日常，发现中国社工发展被“市场理性”和技术化所驱动，注重“效率”和“技术”。“一线社工”成为处在基层政府(购买单位)和社工机构中间“夹心的”行业底层。可见“购买社工服务”是那些脱离一线工作的“社工专家”对社工专业能力认知的“犬儒化”“技术化”的制度来源。

　　社会工作“技术化”的几个体现，一是用一套既定的“服务标准”去衡量复杂的关于人的服务。二是用各种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操作“模式”和“术语”去“服务”民众，从而保持社工“专家”身份和姿态。三是用各种“评估”体系去评判“服务成效”，使得“服务”本身看起来科学、可信。在这种“技术化”的推动之下，某服务中心的社工督导把与社工发生冲突的不识汉字的婆婆，用各种“疗法”的术语说成是“无理取闹”“自卑情结”;某市一线社工用“叙事治疗”秒解某女士离婚的烦恼……我们可以发现，被扭曲使用的“专业技术”成了一些社工紧抱“专业主义”大腿的幌子。甚至不顾民众利益，放弃专业立场而“自证专业”，让人感到诧异，也让同行一声叹息。当然，这并不是说专业技术不重要，而是过度强调专业技术，制造精英职业的幻想会让社会工作远离民众，背离社工“与民众在一起”的初衷。

　　社会工作发展的“技术化”和“精英化”想象存在密切的关联：在现代的职业标准下，精英化的职业想象要求社会工作通过“技术化”去实现，而技术化则给社工带来“精英职业”和“专家”的幻象，结果则是社会工作严重地脱离民众，既没有成为“精英职业”的社会阶层，取得高薪和社会认同，也使得广大的“一线社工”成为“购买服务”下的行业底端。当然，行业个别从业者也通过各种努力加入参政议政行列、获得高薪，通过积攒政治和经济资本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短暂跃升”。

　　“精英职业”的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行业流失率居高不下。有许多人认为低薪酬使得社工不断流失。笔者更好奇的是社工为什么留下来，曾做了关于深圳社会工作者“自我认同”的研究。结果发现“整体发展状况”“工作成就感”“职业晋升渠道”“职业薪酬”是决定社工自我认同的前几位要素。有趣的是，“职业薪酬”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排在第一位的“行业整体发展状况”既是受访者对行业所属的职业社会阶层的现实判断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也就是说，当行业发展不如预期时，可能会影响社工的自我认同进而影响其“去”与“留”。由此，笔者做个推论，“精英职业”想象既吸引了众多的从业者，也令许多人看破“精英想象”而选择了“逃离”行业。

　　“双百计划”：能否“釜底抽薪”

　　正是在广东社工行业“技术化”、脱离民众的“精英想象”背景下，广东省民政厅另辟蹊径发展“粤东西北”地区(包括惠州、肇庆、江门在内，共15个地级市)社工服务。在“广东社工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双百社工计划”有几点操作设计不同于主流的社工发展模式。

　　首先，放弃“服务购买”，采用岗位聘用制。民政厅负责行政运作，绿耕社工发展中心负责专业服务统筹，“粤东西北”各市的街(镇)政府与社工直接签订劳动合同，设立驻村(社区)的社工服务站。

　　其次，善待一线社工的策略。一线社工年均经费五万(包含工资、五险一金、个人所得税等)，并逐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5%。这无疑优于“购买服务”下一线社工几乎十年不涨工资的现状。

　　再次，放弃主流的“坐等”服务对象上门，靠服务对象“完成指标”的做法，采用驻村模式，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民众需求和社区为本，而非以服务指标为导向;以平民的姿态，而非以“技术专家”“精英”的身份实践“与民众一起工作”、弱势优先的社工专业精神。

　　最后，不同于社工机构“代表”社工，而采用先培养社工，再由社工成立自己的社工组织的方式，充分尊重社工的“主体性”。根据“双百计划”的相关政策文件，2017年12月将以双百社工为主体在各地街(镇)成立各自的“社工与志愿者协会”，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当地的社会工作事业可持续发展。

　　以笔者亲身参与“双百计划”的体验，“双百计划”虽然针对在“购买服务”制度下社会工作发展困境做出“革新”设计，但也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首先，聘用制下虽然最大程度保障了社工的薪酬，但“一线社工”也面临被基层政府及居委会“行政化”的风险。在这一点上非常考验省民政厅的行政协调能力以及绿耕对“双百社工”的专业“向心力”。

　　其次，“双百计划”的实施地区既有农村也有城镇，其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要比珠三角以“城市主义”为主导的“家综”或“党群/社区服务中心”服务模式复杂得多，这种复杂多元化的“在地性”非常考验项目设计者、实施者的智慧和能力。

　　再次，“双百计划”五年后如何持续实施也是对该项目的重大考验。从现阶段的“双百计划”政策去看，尽管有成立组织筹措资源的方向，但是具体的发展计划还是比较模糊。

　　结束语

　　在广东社工职业化发展十年后的“十字路口”前，社工似乎面临着再次的抉择：实现“精英想象”还是拥抱“民众”?可以肯定的是，按照“购买服务”模式，社工实现“精英想象”必然走向“技术化”道路，可能远离民众。拥抱“民众”，回归“平民”姿态，忠于“与民众一起工作”、与帮助对象相伴的实践方向则是专业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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