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的涉案财产的价格鉴定结论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中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犯罪数额的重要证据，既影响着罪与非罪的界定，还影响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近年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47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均涉及到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结论，笔者发现这些价格鉴定结论及其鉴定过程在实践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1.价格鉴定适用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涉案赃物的价格计算方法不同，并进而导致执法标准和执法尺度的不统一。根据现行规定，共有三种涉案赃物鉴定的价格计算方法：第一种是按照假冒、伪劣产品的实际价值计算。第二种方法是按照成新率、实际使用价值或者残值计算。第三种是按照同类合格产品或者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根据上述三种方法所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会出现很大的差别，而价格鉴定的结果又直接影响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可能导致执法标准和执法尺度的不统一。

　　2.价格鉴定的方法单一，不能全面反映涉案赃物的价格。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中的假冒产品，除采取市场法通过比较鉴定标的在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物品从而作出相应的结论外，分析涉案假冒、伪劣产品的未来正常净收益;分析其在基准日的重置成本，并扣除鉴定标的的各种贬值等对合理确定涉案假冒产品的价格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很多地方性的价格鉴定操作规程，都规定要采取不同的鉴定方法，并对不同的鉴定方法测算出的价格鉴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保价格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3.据以作出价格鉴定的依据不全面，从而影响价格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及证据效力。要保证价格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准确性，价格鉴定所依据的资料就必须全面、充分、客观。在实践中，鉴定人主要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资料进行价格鉴定，而侦查机关提供的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被害单位或者被侵权单位所提供的价格确认函，由于被害单位或者被侵权单位与案件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利害关系，被害单位或被侵权单位所提供的价格确认函难以保证其真实性、客观性。如果仅仅依据被害单位提供的价格确认函而作出相应的鉴定结论，则难免造成价格鉴定结论与其真实的市场中间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4.价格鉴定结论书的内容存在的具体问题。实践中，价格鉴定结论书中对鉴定标的、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部分的描述过于简单，如鉴定结论书中对鉴定标的的描述，往往只写明“本次价格鉴定标的为一批假接口卡等涉案物品”等，对于涉案物品的物质实体状况，如品名、牌号、用途、质量、材质、状态等外表特征及其他细节特征并无相关描述，导致无从了解涉案财物的实际使用状况及价值特征。

　　此外，鉴定结论书中鉴定过程的描述也过于简单，如一般只阐明“接受委托后，对部分样品进行了实物勘验”、“依据市场法的替代原则”等原则性用语，至于鉴定的详细过程，如对多少样品进行了勘验、依据了委托方提供的哪些资料以及调取了哪些材料等均无详细描述，使得鉴定结论的使用者——司法人员无从了解鉴定的详细过程，也无从审查鉴定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等内容。

　　为提高鉴定过程及方法的科学性，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及说服力，提高打击犯罪的准确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解决途径：

　　(一)尽快统一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进行价格鉴定的相关法律及法规

　　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统一此类案件进行价格鉴定的相关法律及其规定，避免因法律的不统一而造成实践中执法标准和执法尺度的不统一，切实维护鉴定结论的严肃性。

　　(二)应当全面、充分、客观地收集与鉴定标的相关的材料

　　侦查机关作为委托方要尽可能地收集涉案财产的相关价格材料，既包括假冒产品的名称、品牌、型号以及被侵权产品正品的价格，又要收集此类产品在市场上的实际销售价格、市场利润，还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进货价格以及预期利润等等。作为鉴定方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在充分地审查、核实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要搜集、补充进行价格鉴定所需的与价格标的有关的其他资料，并了解与鉴定标的有关的其他内容，以保证价格鉴定所依据的资料全面、充分、客观。

　　(三)要建立全市价格鉴定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及价格鉴定信息公开机制

　　当前，北京市的价格认证中心在评估工作中，财产价格依据主要来源是市场调查、报刊媒介、电话查询、上互联网查询等方式获得。但是当前不容忽视的是，建立价格鉴定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既有利于降低鉴定费用、实现信息共享，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价格鉴定结论的一致性，有利于实现执法尺度和执法标准的统一。

　　(四)改革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的内容

　　鉴于鉴定人并不出庭作证的现状，为提高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说服力及公信力，并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要改革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的内容，详细述明鉴定标的的特征，并细化“鉴定的过程”和据以作出鉴定结论的专业分析、判断、意见等，突出强调鉴定结论的说理性。

　　另外，要明确价格鉴定的具体依据并在鉴定结论中详细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