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是北京人，从她算起，已是京三代。阿庆本身姓滕，只因为博客叫“春来茶馆”的缘故，便在网上得来阿庆或阿庆姐的称呼。
7年前孩子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阿庆开始深入接触北京的高考。后来便不断有朋友找她咨询高考报名事宜，阿庆干脆在网上开了个博客，把心得和经验写上去。如今她的博客已经成了教育名博。
随着对北京高考了解的增多，阿庆认为北京高考现状并不像外地人或者北京人表面看到的那么容易。“我承认，在北京的孩子如果想上一本，比其他地方容易，但是拔尖儿的时候竞争力更大，对手也更多，尤其是在竞争北大、清华等一流的高校时，北京本土孩子的形势也不乐观。”阿庆说。
终于有加V的替北京人说话了
阿庆最近在微博上和两个人较上了劲，一个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一个是军事专栏作家赵楚。前者是推动教育权利平等、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主要专家之一，后者则是微博上的名人。
在阿庆看来，张千帆支持放开异地高考的文章中采用的数据颇多失真。赵楚则曾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阿庆等反对异地高考的本地居民为有组织的民粹而引发两人争锋。
在阿庆的微博上，经常会有对这两个人的调侃，有网友为两人起的外号，也有开玩笑说“谁逮着这俩人揍丫一顿”的言语。阿庆本身并不是专职从事教育工作，高考咨询是副业，但现在投入到教育领域的精力甚至已经超过了本职工作。
今年三四月份，高考咨询进入旺季的时候，一家门户网站推荐了十大教育微博，阿庆的微博在列。在做一些答疑的时候，谈到了异地高考问题。阿庆的观点引来了一些反对异地高考的北京本地网友的关注，后来就有几个网友找到她说，“终于有加V的人替我们北京人说话了。”
从呼吁放开异地高考以来，本地居民的意见一直是京沪等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量的重要因素，不过这种反对很少有公开的表达。阿庆说她之前也不知道有人在反对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活跃着一批异地高考的反对者，多为年轻人，与北京国安足球队的球迷群体有着高度的吻合，他们经常在国安足球队贴吧讨论或组织活动。
在微博上，这个群体有一个明显的标识，统一的头像设计：以绿色为背景的双圆，圆环内写着北京二字，下面是一个叶子上被咬出缺口的幼苗;圆环上面写着“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下面标注，“求关注!我们有话要说!”
阿庆说，“异闹”其实不是他们对那些为孩子争取在京“异地高考”权利的非户籍家长的称呼，而是专指借机闹事的人。
虽然标注了“求关注!我们有话要说!”，但这些反对异地高考的本地居民一般很少愿意站出来公开接受采访，在他们看来，媒体大多是“一边倒”地站在了外地家长那边，他们不相信媒体能公正地报道他们的观点。
10月18日，一则“京籍家长与非京籍家长在市教委信访办发生争吵”的视频出现在网上。这是支持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双方首次正面冲突。
当天，阿庆也去了教委。阿庆说，那天去了之后，她才和那些北京本地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接触，之前这些年轻人在网上就告诉她说，外地人老到教委怎样，咱们怎么就不能去说说，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另一个刺激他们决定到教委去的原因是，他们曾看到一个外地家长在电视上说，北京市民90%以上都是支持异地高考的。这些年轻人认为，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发声的话意见就没办法上传。
“但是他们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才找到我。”阿庆说。
阿庆坦承，一开始她也有顾虑，“沾了这个肯定会有人骂你。”她说之前正好也曾给教委打电话对他们工作表示不满意，所以这次借机交流一下;其次也是要看着年轻人不要有一些过激的东西，双方摆观点、辩论的时候她也可以出面交流。
阿庆解释说，当天她向教委提交的书面材料并没有涉及到异地高考，而是关于北京高考填报志愿不平衡，希望教委的数据能及时发布。“我提的意见根本和异地高考没有关系。”阿庆说。
这次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在市教委信访办门口发生争吵，带来了媒体对异地高考问题的新一轮关注。此后，非京籍家长依然按照之前的节奏每周四去教委信访办咨询异地高考进展，京籍家长则很少再现身。
在阿庆看来，首先是北京人比较随性，对很多事情不是很在意，不屑于争什么，再就是这些北京家长和外地家长争取利益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北京这些家长只是尽职尽责而已，外地家长是有组织和纪律的，有资金支持。“如果你已经有职业、有孩子，让你每周四定期去教委，你会去么，你哪有这样的精力。”阿庆说。
对于一位患病的外地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愿意用生命换女儿在北京的一张考桌，阿庆在研究一番后认为，“我多次在微博里发出问询给她本人，但她对事实却从不回应，所以我怀疑她没有病也没有上高三的孩子，她只是一个演员。”“我最讨厌的就是拿些悲情故事说事儿博取大众的眼球，让人们愤怒，但如果是真事儿我也理解，如果是故事就太可恶了，远超出我的道德标准。”阿庆说。
本土北京人的比例越来越小
每年高考前后除了在网上做咨询，阿庆也会参加一些线下讲课活动，在与家长聊天的过程中，她发现本土的北京人越来越少，而各种原因在短期内(不超过三年)转入北京的比率越来越大。她所说的本土，是指那些毕业在北京工作、生活20年左右，或者是孩子至少从初中时候已经来到北京读书，参加高考的北京户籍。
有的父母是在孩子高二、高三的时候工作才调到北京，阿庆说她遇到的最极致情况是只有孩子一个人的户口在北京，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你能想见这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渠道才能进来的，目前没有防止高考移民的措施，只要在高考前一天落户，就能报名参加高考。”阿庆说。
阿庆的一个朋友在医院工作，他们院长是从外地引进过来的人才，孩子来的时候正在读高二。“四十多岁在外地工作，这个时候职业状态正比较稳定，来北京其实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现在这种比例非常高。”阿庆说。
在阿庆看来，这种家庭父母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又重视教育，因此孩子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相当于每年都有一批外省成绩好的孩子组团来竞争。阿庆分析说，表面上看北大给了北京200个名额，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来京者分出去了一部分。
阿庆认为，大家都在说北京的录取数字不公平的时候，这个数字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大的央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军队都有人才引进的权力，所以北京本土的孩子要和来自全国的精英部队争夺一流高校的名额，被录取比例越来越低。
对于北京异地高考准入门槛的设定，阿庆认为除了参照买房、买车的限定标准外，还应该更严格，比如，还可以有连贯学籍的规定。要强调对所有的人公平，尤其是对流入地的保护。同时，一定要把符合计划生育规则纳入进去，在阿庆看来，北京实行严格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不能让那些不遵守规则的“超生户” 进来，如果让他们得利，就是对守则人的惩罚。
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前景，阿庆并不乐观，她认为，不过是加大了权钱阶层进入北京的门缝，放开异地高考的红利还轮不到打工子弟。“所以，要我说还是聪明点儿，不要为别人做衣服，做完了也没有你穿的份儿。等于是给我们最痛恨的权贵阶层加大门缝儿，设置门槛卡住的其实就是这些普通老百姓。”阿庆说。
“放开异地高考只会让大城市越来越拥挤，解决的根本还在于各地均衡发展。北京的高校可以拿出一定的招生名额到别的地区招学生，要资源配置平衡，而不是拥挤到北京来找平衡。”
